在沟通中找到“最大公约数”

□王一青

　　“与其生硬地推动大家参与，不如先让彼此熟络起来。比如，在会客厅举办的书法课上，我们偶尔插入一个话题，大家马上就能展开讨论，集思广益。”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黄厝社区塔头会客厅主理人蔡新哲如是说。

　　自2023年厦门市全域推进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工作后，滨海街道、黄厝社区牵头搭建塔头会客厅，展示塔头文化，举办社区活动。这样“抬脚”就到的会客厅，没有高高在上的门槛，只有坐下来喝茶聊天的亲近感。在这里，群众的意见被及时听见，社区的工作也更容易被理解，真正实现沟通“零距离”。

　　这是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缩影，也是推进基层民主协商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实践探索。当地坚持党建引领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倡导的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理念，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凝聚共识优势和基层治理的群众自治优势，实现群众获得感和城中村治理效能双提升。

　　大力推动协商主体多元化，尊重群众在基层民主协商中的主体地位。比如，成立综合治理委员会、房东协会、乡贤理事会等各类自治组织，推动修订村规民约、自治公约，不断发挥“软法治理”作用。建立身边人榜样与村民积分管理等激励机制，开展城中村“美丽庭院”“文明家庭”“优秀房东”等评选活动，营造争先争优争效氛围，实现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改造良性互动。

　　始终从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中，找准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发力点和突破口。比如，针对城中村消防安全隐患、“二房东”转租、公共服务不足、道路交通混乱、停车难等意见建议比较集中的问题，出台政策举措。把解决普遍存在的“老大难”问题，作为推进城中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，持续补齐城中村社区人居环境、安全短板，以此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城中村治理的热情。

　　在打造协商平台方面，注重多样化与本地化。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础的城中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，打造集党员教育、居民议事、志愿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“综合服务基地”。弘扬闽南茶文化习俗，整合中心公园、休憩凉亭、文化长廊等公共休闲空间，搭建“近邻茶话会”“民主议事厅”等平台，将“发言席”延伸至群众家门口，让群众高兴来、愿意说、畅心谈。

　　协商的目的是以最低成本达成最大共识，这就需要推动协商程序规范化。按照“提出问题、讨论问题、解决问题”的思路，厦门逐步总结出“协商前摸底调研、梳理问题、确定议题；协商中阐明议题、讨论研究、形成决议；协商后推动解决、跟踪问效、反馈公示”的三段九步工作法，形成规范、完整的协商闭环系统，确保协商活动有章可循，提升城中村治理效能。

　　近3年来，厦门市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，秉持“寻求‘最大公约数’”的协商理念，坚持“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”，实现试点社区的事故和警情同比大幅下降，学位、养老床位、停车位不断增加，已启动治理的城中村社区集体收入平均增长35%，真正把城中村群众“内心的需求”外化为“看得见的成效”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厦门市委社会工作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