缺失的亲情，“校家医社”来补位

　　社会边缘，有一群孩子处境亟需关注。他们虽有户口，但有的父母在服刑，有的父母常年在外，无法尽到养育责任。亲情缺失，成了这群留守儿童和事实孤儿成长路上的难题。

　　如何为这样的孩子“补位”，是南平市近年来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领域。其中，延平区根据基层实践中的实际需求，在“校家社”的基础上加入“医”，形成了“校家医社”协同模式。

打开孩子的“心门”

　　小浩（化名）的父母双双服刑，他被姑姑接回家后，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，不和任何人说话，也不学习，情绪极不稳定。

　　姑姑束手无策，只得向学校求助。老师发现，小浩经常失眠，学校的心理老师多次与他沟通，判断情况超出学校照护能力范围，便向延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求助。中心协调医疗资源，由专业医生到校评估后建议进一步诊断。最终，小浩被确诊为重度焦虑、中度抑郁。

　　这个关闭“心门”的孩子告诉志愿者，作为服刑人员的子女，他的人生已经走进死胡同。

　　因此，当家庭教育志愿者高富玉第一次入户走访时，小浩的反应完全在她意料之中。她没有放弃，前后跑了三四趟，终于跟孩子说上了话。她敏锐地发现，小浩有很多汽车模型，于是从模型入手，跟孩子聊车、聊机械……聊着聊着，高富玉发现，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其实动手能力很强，对汽车结构有天然的敏感和兴趣。

　　这成了打开孩子“心门”的契机。

　　高富玉顺势跟孩子聊起了“未来”——喜欢车、动手能力强，将来可以干汽车维修，甚至进入汽车设计、机械工程等专业领域。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和他谈“未来”，而且是他有机会走的路。

　　“我们不是要去‘拯救’谁，”高富玉说，“关键是要找到那把能打开‘心门’的钥匙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天赋，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它，然后用它点亮孩子心中的希望。”

　　在她看来，家庭教育志愿者的工作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，而应俯下身子去倾听、去观察、去等待。“前三次去家访，他都不理我，第四次他终于开口了。那一刻我知道，他不是拒绝被帮助，只是不敢相信有人会真的帮他。因为父母都离开了他的生活，孩子怕再一次被抛弃。”

一张接住孩子的“网”

　　小浩转变的背后，是多方在延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协调下分工协作——

　　其中，学校提供心理疏导，同时多方链接资源；姑姑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职责；医疗为他提供心理干预；社区帮他申请资金补贴、提供法律支持，把选择权交给他自己。

　　“很多人会以为，帮扶就是派一个人去‘搞定’这个孩子。”高富玉说，“其实不是这样。学校、家庭、医疗机构和社区都有各自的角色和功能。每一方做一点，合在一起，才能形成真正的支持。”

　　从学校的初步发现，到指导中心的个案研判，再到链接各方力量介入、适时退出，这套机制不仅服务于事实孤儿，也覆盖留守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。每个部分守住了一环，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张接住孩子的“网”。

　　南平市教育局局长杨銮说，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建设的核心，是把各方的责任和资源真正联动起来。“协同的前提，是各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、能做什么、怎么做。这就需要制度设计。”

　　她介绍说，南平市在推进过程中，重点构建了市、县两级指导服务体系，明确了教育、卫健、民政、妇联等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定期会商、信息共享。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，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牵头，召集相关方共同分析情况、分工协作。同时，与卫健部门建立医教协作机制，推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，为困境儿童提供日常陪伴和资源链接。

　　小浩的故事，是这套机制在基层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。

把生活“还”给孩子

　　如今，小浩已经重新走进人群。他开始参加校园活动，爱上了打篮球，还加入了学校心理社团志愿者，用自己的经历去启迪那些和他曾经一样迷茫的孩子。

　　心理干预从重度焦虑、中度抑郁转为正常后，家庭教育志愿者也慢慢减少了对小浩的陪伴。从每周一次，到两周一次，再到一个月一次……最后，志愿者们默默退出了他的生活。

　　“帮扶的目的，不是让孩子依赖上帮扶，而是帮他们重新站稳，然后把生活‘还’给他们。”一名志愿者说。

　　当小浩开始主动帮扶别人之时，他就不再是一名被帮扶的对象，而是成为一个温暖集体的一部分。在南平，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。那些曾走入困境的少年，正努力一点点重新走回人群中。而“校家医社”这张守护网还在不断扩展，去接住更多需要帮扶的孩子。（报业集团记者 黄少雯）